2012年，青岛市投资40亿元财政启动“植树增绿”工程，计划在2014年建成“国家森林城市”。在记者看来，此举就像在麦田里插秧一样，让人摸不着头脑。如果大家都像青岛这样，以后国家启动“国家海滨城市”，那么山城重庆是不是也要挖一个人工海洋呢？如今，建设智慧城市已成当今世界的一大趋势，除住建部首批的90个试点之外，工信部、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等部门也会在智慧城市(镇)建设方面推出自己的试点。面对蜂拥而上的建设热潮，政府部门就要时刻保持头脑清醒，做到“因城制宜”、“因产业制宜”，这样不仅是对城市负责，更是对人民负责。

　　智慧城市自西方 不能单纯套用

　　和多数时髦的概念一样，智慧城市也属于舶来品。2008年11月，在纽约召开的外国关系理事会上，IBM提出了“智慧的地球”这一理念，进而引发了智慧城市建设的热潮。2009年，迪比克市与IBM合作，建立了美国第一个智慧城市。该市利用物联网技术，在一个有6万居民的社区里将各种城市公共资源（水、电、油、气、交通、公共服务等）连接起来，监测、分析和整合各种数据以做出智能化的响应，更好地服务市民。

　　与美国相比欧洲的智慧城市更多关注信息通信技术在城市生态环境、交通、医疗、智能建筑等民生领域的作用，希望借助知识共享和低碳战略来实现减排目标，推动城市低碳、绿色、可持续发展，以提升能源利用率，应对气候变化，建设绿色智慧城市。为了在2025年前成为第一个实现碳中和的城市，丹麦的哥本哈根也提出了建造智慧城市的规划。

　　以上案例反复出现在我国各类智慧城市的培训和申报材料之中，成了国内引证率极高的经典文献，但在学习海外经验的过程中我们还是不能忘记了“南橘北枳”的祖训。由于中国和欧美国家在数字化基础、城市规划理念和地理环境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把他们的方案搬到国内来难免会产生“水土不服”的排斥现象。

　　思科中国网络运营中心工程师刘昕告诉《经济》记者，智慧城市的概念来自西方，但我们不能单纯套用，和欧美国家相比中国的智慧城市建设存在以下亟待化解的矛盾：一是完全采用国外公司的“智慧城市”技术和产品，这将可能导致我国相关技术自主研发能力的丧失；二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我国自己的智慧系统（或称“智慧中国”），从而掌握“智慧中国”构建的主动权。但现实情况是，虽然我国在研发方面已经具备了较好的发展基础，并且物联网研究也与国际同步，但在核心技术的突破方面还远远不够；在高端传感器方面，我国的生产能力严重缺乏，现有的传感器类型狭窄、灵敏度较低，直接影响了传感器的作用距离；在与云计算密切相关的云计算基础架构等方面，我国各研发机构的关注程度也很不足，核心电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和大型系统软件等，仍过多依靠购买国外的成品。

　　在我国现有的技术条件下建设智慧城市，不仅是体现中国特色的需要，也是保障国家信息安全、产业安全的需要。但是，如何发展中国的智慧系统，我国确实面临着相当程度的技术风险和决策风险。2013年初，记者参加一个关于智慧城市的培训会议，会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一位领导指出，在不同城市的智慧城市试点申报材料中出现了相同的城市名称，由此可见即便是在国内的城市之间，在智慧城市申报和规划的初期就已经出现了照搬照抄的敷衍现象，如何让政府部门因地制宜地建设智慧城市，值得深思。

　　抢占智慧先机 城市需谨慎

　　智慧城市对于城市发展来说，无疑是抢占发展先机、进行弯道超车的创新路径。但从宏观层面而言，这不是一场城市间的“赛车”，而是各个城市根据自身实际，选择在最合适的时间点、用最合理的方式去赶“智慧城市”这趟车，切勿盲目跟风，形成百舸争流之势，造成新的资源、能源浪费。

　　刘昕告诉《经济》记者，目前，我国有上百个城市提出建设“智慧城市”，其中30多个城市将物联网作为产业发展重点，80%以上城市将物联网列为主导产业，已经出现了过热的发展苗头，因此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存在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的风险。被许多业内人士称为“云跃进”的云计算建设热潮就是其中的一个案例。自云计算技术兴起以来，从一二线城市到三四线城市都纷纷投身于云计算中心的建设大潮，但是很多地方投巨资建成的“云”系统，其资源利用效率不足20%。按照摩尔定律，IT产品两年性能翻一倍，价格下降50%。这意味着，已经建成的云计算中心如果不能充分利用，很快就会贬值。事实上，在云计算应用成熟的美国，在经历了需求暴增期之后，数据中心的数量从过去的1100个削减到了现在的300个左右。

　编辑：陈佳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