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中国五十年代出生的一辈人是最背运的一代，还有人总结出，我们长身体时、上学时、工作时、结婚时……而我却不以为然，我认为人运势像潮汐有涨有落，涨落交替发生，机会像海浪一波一波不停地向你涌来，唯有准备好了的你，才能把握幸运之神一次次推送来的机会。若没有一九七七年邓小平再次复出恢复高考制度，我应不会有任何一张可证明学历的毕业证书，今天我手上唯一的文凭是天津大学本科毕业证书，然踏入IT职场前的学习历程，却绝非仅是天津大学的四年。
曲玲年先生年轻时照片
到了退休的年纪，回味一下我们五零后群体的一生，我承认我们是最幸运、最好玩儿的一代，当然期间曾遭遇史无前列的大饥荒，饿得恨不得吞下一切时真的不大好玩儿了。而时间指针快速拨到了一九六六年六月,文革开始我们的景况好像就随之大好起来。您想临近小学四年级期末，突然取消了考试,没有留任何作业学校无限期放假了，学生们进入了癫狂的嘉年华。玩儿，撒开欢儿的玩儿，社会上新鲜事物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目不暇接，之前大脑中积淀的事物影像瞬间颠倒了过来，满大街铺天盖地色彩斑斓的大字报、草绿色军服成为时装、红色袖标不仅时尚还兼有护身符的功效、鲜红色旗帜飘扬在胡同里巷中，中国回到了电影《大浪淘沙》那激动人心的年代。第一件震撼的事，胡同内一名高三在校生，带着几个低年级娃娃硬是砸毁了“庙胡同”的牌匾，换上了“文革里”的字号，如此壮举无人阻拦，乳臭未干的孩子们开始定义规则了，好兴奋轰轰烈烈的革命真切地从身边开始了！
从学校中挣脱出来的孩子们，有好长一段时间沉浸在亢奋中。当班主任老师家里搜出了“三青团员证”第一次看到青天白日徽标，才猛然明白了伟大导师阶级斗争理论之英明。随之而来的是瞬息万变各种全新事物，完全是一日千里的感觉，批斗抄家开始仅十几天的时间，胡同内15个院子几乎无一幸免，都有一到两个家庭被批斗抄家，自己开始有些紧张了，生怕哪一天红卫兵会闯进自家。随着一些遭查抄家庭被遣送回籍，几天前还一起欢天喜地尽情玩耍的伙伴，淌着眼泪随父母回乡时，大家觉得革命好像有点玩过头了。
已被伟大领袖发动的历次运动耗尽了元气的地、富、反、坏、右、资本家、读书人，那里还扛得住红卫兵的三拳两脚，红色风暴聚集起巨大能量，在伟大统帅的导引下，矛头指向走资本道路的当权派（政府、机关、企业和学校的各级头头），大字报转移了主攻目标、创意无限的批斗会轮番上演、前不久还趾高气扬气活现的领导们，被挂上沉重的打着红色叉叉的牌子、带着高高的帽子游街示众，十一二岁的我们完全晕菜了。党的各级干部，几乎无一例外地成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央还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国家为何还未变色？跟随着红卫兵的步伐，工人、农民放下镰刀和斧头停产闹革命了，瞬息之间所有机构的头头统统关进了牛棚。为填充权力真空，裹挟着巨大能量的造反组织，就像太平洋上升腾起来的热带气旋相互冲撞着，群众组织间大规模武斗开场了，我们那时还小没资格入场献艺，但跑去东北角（天津老城的东北角，也叫官银号）观摩革命组织间每天上演的真人秀，还是颇具吸引力的，正如侯宝林所言：真刀真枪玩儿了命了。高涨的革命热情将红色风暴推入焦灼期，伟大舵手发现唯有釜底抽薪才可缓解社会的沸腾，迅疾发出指令“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自此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下乡运动开始了，数千万老三届前辈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务农，中学为我们腾出了场地我们复课了。
1968年12月，漫长的假期结束我们回到阔别已久的学校，那时叫复课闹革命，放假前我们初小尚未毕业，假期后我们升入了中学且初中一年级已经过半。值得一提的是，进校不久即被选入首批中学红卫兵，带上红袖标（护身符）心里老骄傲了。我们每天带着一个板凳和一本小红书去学校，学校的桌椅大多被毁了，工人大叔们也在忙着闹革命，新的课桌椅一时不能供应，学生们只好背着板凳，拿着唯一的教材红宝书去上学。好在按规定我们每学期要到农村和工厂各劳动一个月，真正在校时间并不多。下乡劳动要交全月的粮票和五元钱伙食费，村里的贫下中农会给我们补贴粮食和青菜。工厂劳动每天有四角钱的补助，一个月还能剩个拾元捌元的，每年四个月劳动会给家里省掉不少生活费，而真正的收获是了开了眼界、长了本事。我们的木工活、泥瓦匠活、缝纫工活计和简单钳工手艺来自不同工厂学工。学校对口的农村劳动基地是工农联盟农场，我先后做过马大队、奶牛场、粮食大队、蔬菜大队，回顾一下最累的活算是夏收割麦子，端午节后下乡参加所谓龙口夺粮，要赶在雨季来临前颗粒归仓，三五天内必须收割完毕，否则一场大暴雨下来农民一年的辛苦会化作泡影，麦收过后几乎每个人的腰都痛得直不起来，烈日帮每人脱去一层皮肤。也有很享受的活计奶牛场，主要工作是给牛上水、加饲料和清理粪便，厂里不时会杀掉不中用的老牛，不仅可以吃到大锅炖牛肉，还能品尝到牛油（可不是黄油）炸的大油饼，那叫一个香，至今大脑中还能还原那时记忆的影像！
进入中学一年后，教室逐渐配置了新桌椅，新的教材也陆续到了。然师资不足成了最棘手的问题，并不是没有足够的老师，而是半数老师还在＂牛棚＂未被“解放”属于“牛鬼蛇神”之列，他们可以扫楼道、刷厕所、烧锅炉，唯独不能上讲台.您想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的教育阵地,怎能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占领呢？难题是工农出身教师确实不多，聪明的中国人创造出新生事物“小将上讲台”。就是让没资格上讲台的老师在劳动之余，给条件好的工农子弟灌输知识，指导他们写教案背讲稿，其过程很像制作提线木偶，我有幸被选为上讲台的木偶，成为“化学老师”的传声筒。实话实说，真的不知道同学们是否听懂了我讲的课程，但这种一对一耳提面命速成教育，确实激发了我学习热情，玩了几年的我开始迷恋读书了。我从房前屋后的邻居那里借来了不少文革前初高中教材、西方文学、章回小说乃至文革期间的各种宣传资料，除抓紧时间念书应对传声筒的角色的同时,也读了许多其他书籍。其实读书也是可以上瘾的，书籍匮乏是那个时代的常态，只要可以淘换来不管是什么书都是好东西。
时间不知不觉间来到了1970年末，随着70届初中生毕业离校，71届成为学校最高年级在校生，我们的社会工作多起来。红卫兵被社会赋予了超出想象的工作，如：和工厂民兵一起巡逻查夜、动员躲避下乡的老三届前辈尽速销户口去插队。随着林副统帅第一号令的下达，冬季又多了野营拉练任务，15岁的年龄背着自己的全副装备，在白雪皑皑的农地上行走，中午就地埋锅造饭，晚上在老乡家号房子宿营,活脱是金庸笔下的集体走江湖,煞是好玩儿。
1971年我们到了毕业年龄，不知那里出了问题，不管农村还是城里都无法容纳我们，没有办法71级毕业生又增加了一年，估计我们是唯一的有过初中四年级的一届。那是一个非常搞笑的年代，每一届毕业生都会面对不同的分配政策，每年的政策出台都会让人匪夷所思。1969年毕业生和我们一样也是1968年11月升入中学，时间让他们在中学只呆了半年即毕业并分配就业了，当年政策规定：成分好的（工农子女）留城当工人，出身差的（地、富、反、坏、右和走资派子女）下乡插队。1970年的分配政策最好，全体留城进工厂，出身仅影响具体去向，出身好的可以进全民所有制大企业、保密工厂，出身差的去集体所有或民办、街道办小企业、小工厂，不论去向好坏都是留城进工厂绝对算幸福的一届。最为搞笑的是我们71届毕业生，不但在校多留了一年，还遇上史上最令人啼笑皆非的分配政策：1954年9月1日以前生人的留城当工人，1954年9月1日（含九月一日）后生人的一律下乡务农，即历史上最为有名的“大马（生日）留城，小马、大羊下乡”没有办法，按政策规定我是当仁不让的下乡对象。
基于之前曾有过动员别人下乡的经验，我下决心不让一群后辈红卫兵到我家滋事、骚扰，俗话讲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争取主动自愿报名插队下乡。是有凑巧，起初我班的吕班长最为积极写了血书坚决要求下乡，后来看到学校真要让他去建设兵团务农了心有不甘反悔了，托关系搞了张病休证明歇在家里不来了。机缘巧合，天津开始文革后试办高中班，每个毕业班给一名参加升学考试的名额。此名额在正常情况下应是班长的，然不巧班长“因病休学在家”，学校也怕让班长去参考，会被同学们认为学校和班长勾搭连环写假血书忽悠大家，无奈之下学校下狠心，吕班长成了内定的下乡带头人。这下可好这个飞来的馅饼（考高中名额）刚好砸到我头上，一生中第一次和幸运撞了个满怀，1972年9月我踏进了天津第五中学的大门，成了天津市文革后首批试办高中班学生，必须承认这是改变一生的第一次机遇，真的非常感谢吕班长,感谢校领导。
不再调侃了，我们这些人能上高中的真实原因是邓小平的复出，抓国家的“调整、整顿”，我们真要感谢的是邓小平邓大人。尽管高中学习仍在文革期间，然邓小平的复出确实给全社会吹来了一丝丝春风、带来了一点点希望。尤其是那些六六年以来再没机会上讲台的老教师们，摆脱了劳动改造的枷锁回到了久违的教室，他们恨不得一日之间，就能给我们补上六七年间荒疏的学业。自编自印教材，从小学到高中全面补习课程、耳提面命、醍醐灌顶，学校取消了文革期间必修的学工、学农劳动，全体同学进入了疯狂的知识学习阶段。然但好景不长，一年多后东北出了白卷大师张铁生先生、北京市站出来反潮流红小兵小将黄帅，领袖再次将邓小平打入冷宫，之前那一丝丝春风和恍惚的希望若一缕青烟般瞬间消散了，革命再次成为全社会的主旋律，文化革命再次跨入红色癫狂。
1974年秋，经历了八年文化革命的我们高中毕业了，尽管八年多来我们仅有一年多时间真实的在学校学习，然我们必须承认不论在工厂、农村、还是军队以及偌大的社会课堂，我们都有丰硕的知识收获。我们是特殊的一代，是共和国最幸运五零后的，在弱冠之年就经历风雨、大见世面了。
搞笑的剧本一集连着一集，由于中学师资的匮乏，在偌大的直辖市天津，我们这些八年来只上了一年多学的“高中毕业生”要被招募为中学老师了。这一年的分配政策又改了,在家排行为长的子女可以留城。排行老大的我要去中学教书了，那时邓小平的复出已定性为资产阶级路线复辟,教育界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复辟。我们这些毕业生自然也就顺理成章，成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复辟的产物，为防止我们毒害新一代革命接班人，就必须对我们进行有效改造。为此教育局为我们设计了六个月工厂、六个月农村的劳动改造解决方案。好幸福啊，我们拿着每月23元人民币的教师工资被改造了。105厂（今天的空工业集团）6个月磨具钳工，每天可以吃到有补贴的丰盛午餐，游走于车、铣、刨、镗诸多加工设备之间，开眼、开心，见世面，我们这一生真的是不虚此行。轮到下乡了，领导再三思考一定要去最艰苦的地方，选来选去确定去最艰苦的“团泊洼”，六个月的出河工生涯开始了。两人一只大筐、一条扁担，自己挖土装筐还要两人协力沿着斜坡把土抬到坡上。劳动确实锻炼人，两个月下来右肩磨出了坚硬的糨子，饭量巨大一顿能吃6个二两的馒头或窝头。
1975年，为期一年的艰苦历练圆满收场我们又回到学校，但不再是学生了,我们胸前带上了红色的校徽，成为不大够格的人民教师。当被教务处通知，去任初中三年级物理教师的时候，我确实非常吃惊我能胜任吗？跑我去问主任，主任笑笑说：我也觉得不成，你老师局物理教研室吴主任鼎力推荐，我只好相信他了。雷人的喜剧继续上演，硬着头皮去给小自己四到五岁学弟学妹们做老师了。还好，毕竟是文革期间，哪有几个学习底子好的学生，说相声的曾说过：“懂吗？不懂就好办了。”慢说学生不懂，多数老师也荒疏了，教了一年多书之后，蒙教务主任器重不才我还做了学校的物理学科组长，不但要教学生还要带徒弟，指导哪些同龄和长我许多岁的老师们，剧情之搞笑真是难以言表。
1977年，随着共和国伟大缔造者离世和追随者被绳之以法，文化革命狂飙也如释放了能量的飓风洒下最后几滴雨水，进入尾声。邓小平再次出山，一切事情都出现了转机。六月民众中开始传播一则小道消息：“今年要恢复高考了”！九月小道消息被国家媒体确认。高考，积累了十二届中学生的期盼，几千万下乡知青回城的曙光，点燃了数千万人心中希望之火。更难得的是我工作学校的校长和我进行了一次极为亲切的谈话，建议我报名参加高考,道理简单我的学生信赖我,我若能参加高考会增加学生们信心。如此重要托付我当然愿意效劳。从校长室回来即刻投入紧张的高考复习，晚上自我复习，转天把昨晚的成果拷贝给学生，物理、数学我都包了。功夫不负苦心人七七年末参加高考，七八年初、年中我和我的学生分别成为文革后第一和第二批大学生，即社会上说的七七级、七八级大学生。
这里还必须说一个超级搞笑的插曲，七七年高考过后我很快就得到已被录取的消息,很是兴奋了一段时间，当得知天津大学录取通知书已寄到学校时更是喜出望外，三步并作两步跑去校长室领通知。没想到被校长告知，学校同意我去高考但并未同意我去上学，参考仅是为鼓舞学生们的斗志，学校师资如此紧之际怎么会放老师去上学的呢？兜头一瓢冷水浇了个透心凉，一分钟前还大喜过望的我瞬间跌入冰窖，事情总在关时刻发生戏剧化转折，盼望已久的希望即刻化作了泡影。垂头丧气的我回到办公室，无聊的拿起当日的人民日报，突然一条消息抓住我的眼球，大意是：中央考虑到一些考生在单位是业务骨干，负有相应工作责任。单位领导可能不会同意报到就学，为此教育部决定：考生可不持“录取通知书”直接到相应学校报到。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将要熄灭的读书之火又爆燃起来，瞬息之间又是柳暗花明。这次我静了静心会努力沉住气，拿着报纸气沉丹田稳稳地走向校长室，敲门后轻轻的将报纸平放在校长面前，没说话鞠了个躬退了出来。
同事的老师们见我像是在打摆子发高烧，一会兴奋异常、一会又心灰意冷。这会子尽管貌似沉静，然眉梢眼角却洋溢着喜气，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家正在揣测，学校人事干部快步走了进来，丢下录取通知书说了声：“校长同意你上学了。”大家这才恍然大悟，晓解了我一天不断反复的病情，一起鼓掌为我庆祝祝福，大学将完全改变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
大学四年比较平静，四点一线教室、食堂、图书馆、宿舍，当然会有些适时的运动。转眼度过了幸福而紧张的四年，分配、国家统一分配，我们即将踏入新的、期盼已久的工作单位，一九八二年一月三十一日午后终于拿到了报到介绍信，马上我就会成为企业人了，激动和兴奋交织在一起，这一天我将踏入期盼已久的IT职场大门。
——未完待续——
作者：中国信息技术服务与外包产业联盟理事长，鼎韬董事长 曲玲年 编辑：刘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