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区域发展单纯靠投资驱动的发展模式早已悄然改变。据外媒最新报道，聚集创新创业要素、营造科技产业发展的肥沃土壤，正成为领先的区域发展新路径。6月上旬起，包括路透社、彭博社、道琼斯Market Watch、美国波士顿环球报业、雅虎财经、加拿大Digital Journal等众多国际主流媒体不约而同地对此进行了报道。以下是报道的全文内容：

　　以外商直接投资（FDI）为主的投资驱动在多年以来是中国众多开发区、产业园发展经济的重要引擎；然而，这样的模式正在发生显著的改变——天津开发区的范例可资广泛借鉴。

　　作为中国第一批国家级开发区、并且始终在中国国家级开发区投资环境综合评比中保持第一地位的天津开发区（泰达），正以科技产业的兴盛繁荣作为长远可持续发展更重要的驱动力。

　　“不断落户的新投资当然给我们整个开发区带来助力，”天津开发区科技集团常务总经理李宏亮表示，“然而，科技与创新正成为新的支柱力量；在我们看来，她对区域长远发展的拉动能力丝毫不亚于新增投资。”

　　软、硬件双向支持

　　天津开发区科技集团（以下简称“科技集团”）成立于2011年，仅仅三年多的时间，科技集团已成为4600多家中小型高科技企业的“巢”，其中包括340家被称为“科技小巨人”的公司（其每家年营业额均超过1630万美元）。

　　既如同在美国很多被称为“激进式创新”（又称“突破式创新”）均源于众多高校生态圈一样，天津开发区的科技平台无疑成为中国京津两地众多精英大学中产生的创新思维的“商业化转化基地”。

　　落户于科技集团的大部分企业聚焦的产业或针对的目标客户分布于金融、生物医药、清洁能源、环保等众多领域。

　　“我们现在的企业集群已不再只是深耕于垂直产业链，”科技集团科技信息部部长侯亚楠介绍道，“比方说互联网企业集群，它们的服务延伸到（其他产业的）产品设计、营销等各个领域，因此整个产业链上的交互与整合不仅体现在垂直化协同，更有大量横向的交叉发展机会。”

　　再以同样落户于天津开发区的中国国家超能计算中心为例，其居于国际领先水平的超能计算系统、云计算平台等，所应用领域广泛涉及3D动画、石油勘探、精密机械、医药研发、系统预测、大数据演算乃至金融风险模型分析等产业领域。

　　整个产业生态的发展，科技集团则致力于提供硬件与软件双方面的支持。前者可包括装备完善的办公场所、基础设施、便于企业相互沟通的建筑设计等等；而后者则意味着从投融资到业务发展，再到人才招募等一系列企业经营活动中的鼎力支持。

　　“在我们发展初期，可以说，企业在选址方面的考量主要是‘哪个产业园能帮我们省钱’，”侯亚楠说，“而如今企业的核心考量已变成‘谁能切实帮我们赚钱’。因此，无论是投融资还是人才支持，都是当今企业最迫切的需求。”

　　从“斯堪的纳维亚”到“硅谷”

　　值得一提的是，重要的转型与改变也正在发生之中。据李宏亮介绍，目前开发区发展科技产业的模式与一些北欧国家的创新体系颇为相似，特别是政府支持对科技公司早期发展意义重大这一点。但他同时指出，科技集团今后的发展目标则是更趋近于美国模式，比如采用私人股权注资等形式参与企业发展。

　　事实上，私募股权在中国也日益兴盛，尤其是在政府鼓励推动其国有制企业（SOE）向多种经营、高效管理及混合所有制发展的进程中，私募股权扮演着积极角色。

　　根据北京的清科集团研究中心报告显示，截止到2014年年底，中国有405家私募股权基金（这个数字比2013年同比增长23%）成功融资560亿美元（同比上升了82%）。

　　上述清科报告进一步显示，这些私募股权基金在2014年期间投资项目累计892个，比上一年增长125%；就投资聚集度而言，互联网相关产业拔得头筹，涉及129笔投资；其次是地产业（104笔投资）、生物医药和健康产业（76笔投资）。在吸纳资金方面，地产行业居冠（95亿美元），紧随其后是能源和矿产、以及零售业。

　　“来自政府以外的资金注入将在创新事业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李宏亮表示，“我们将逐步运用私人股权模式来从事创新孵化和加速——例如扮演天使投资的角色向企业注入种子资金，或者作为其他私募股权投资者和初创企业之间的有机纽带。总之，这将使我们更趋同于美国模式，对科技产业的长远发展也是有益的。”

　　这样的努力并非没有获得企业家们的积极关注和认可。

　　“当涉及融资时，像我们这样的因特网网络服务提供商不仅投资额度大，而且通常会有一个业务发展的长周期，”天津合昶网络科技公司总经理欧阳菁表示，“因此，毫无悬念的一个现象就是，这个产业通常由财力雄厚的跨国公司主导。在中国，在所有国资背景的风险投资者中，我相信天津开发区科技集团是投资像我们这类初创企业的第一家。”

　　当然，业界观察人士也表示，种子资金的注入仅仅是一个开始。

　　“在创新产业培育中，关键不仅仅在于帮助初创企业获得投资、并且有待企业腾飞时创业者和投资人都有机会获得回报的一套（早期融资）机制，完善的投资退出机制的建立更应该获得重视，”英国经济学人集团智库（EIU）中国资深经济学家林德康（Duncan Innes-ker）表示。“在整个图景中，有效的证券市场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元素。”

　　文化聚合

　　除了机制建设，文化层面的无形聚合力也在悄然打造。对中国来说，吸引曾经在国际上有求学和工作经历的那批“海归”人士加入创新大潮正是实现文化聚合力的一个途径。

　　“人本身历来就是传播优质文化的最佳媒介，”李宏亮表示。“‘海归’创业者不仅熟悉中国市场，而且拥有西方的知识和技术。如果在这里创业，‘海归’企业相比其他本地企业而言、向国际市场出口其产品的胜率要大得多。”

　　洪浩——凯莱英公司的领军者——就是这样一位‘海归’人士。凯莱英是天津开发区科技集团帮扶过的约上百家由‘海归’企业创办的公司中颇具代表性的一家企业，目前全球十大跨国医药公司中就有７家是凯莱英公司的客户。

　　而回首创业历程，洪浩介绍说，他在佐治亚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结束后在美国当地创办了一家公司，尔后作为中国“千人计划”人才之一他也是首批归国创业的企业家一员。

　　“早在1999年，我们在天津开发区试验性地作了初期投资，规模仅20万美元，”洪浩回忆道，“但经过多年发展，如今我们的企业年产值已达到１亿美元——可以说，我们在天津开发区是一个‘生于斯、成长于斯’的企业！”

　　多样化的成功之道

　　科技集团李宏亮表示，无论是投融资机制的建设还是吸引海归创业，天津开发区希望这些努力举措都有助于“多样性”的产业生态氛围建设，因为这对于企业间互相促进、获得协同发展至关重要。

　　可以说，对于那些历来将政府主导战略看作是中国经济标签特征的人而言，这是完全不同的一种内生性经济增长培育模式，并且需要远见。

　　Albert Goldson是总部位于纽约的国际商务咨询与智库机构Indo-Brazillian Associates的常务董事总经理。在他看来，当企业之间以共生发展的规律在一起聚集的话，那么即使不同产业领域和规模的公司之间也会产生上佳的协合效果。”

　　“就像在自然界中有‘奇特配偶’现象一样，企业之间的共生关系或许并没有一目了然的、技术层面上的共性，”Goldson说，“但很可能基于其相似的愿景、公司文化和目标，他们的共生关系就形成了。众多企业在这样的生态中适活、成长并且兴盛。”

　　在国际专业人士眼中，打造创新科技社区并非易事，而泰达处于正确的发展路径上。

　　“企业间的互动与‘同伴学习’机会是未来科技型产业社区成功的关键，”位于伦敦的顾问机构Ellice Consulting国际机构董事James Berkeley认为。“作为一个强大的产业社区架构设计者，泰达奠基了一个能持续吸引新的企业到来的生态。无论对于中国其他地区还是西方投资者而言，这就是一个‘必去’的园区。”

　　放眼未来，李宏亮认为，他的团队所倾注心血的事业换来的将不仅仅是科技社区的成果，而且也包括对青年创业精神的助推。

　　“当今中国，很多年轻人正积极寻求一种非传统的路径来实现其职业抱负：这就是投身创业，”他表示，“追求一份稳定的工作已不再被视为个人自我实现的唯一途径。”

　编辑：李婉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