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2014年，将是一个蓄势之年。”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中心）院长、导报特约评论员黄少安开门见山地告诉经济导报记者，“在一些政策面上也许会波澜不兴，许多经济领域很难会给人以太大的惊讶，但随着改革步伐的加快，一些趋势性的变化或许会逐渐显露出来。”

　　“银根趋紧一直是近几年来中国货币政策的主旋律，这既是消化前些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匆忙投放的4万亿所沉淀的过剩产能的需要，也是中国政府出于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经济运行质量的长期考量，建立的试图通过货币政策的调节作用干预经济的一种长效手段。”黄少安分析，目前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各大经济体都处于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复苏期，这个时段会比较漫长。在这个时段内，虽然可能会在某些领域和某些小的时段采取一些相对灵活的货币政策，但对于中国政府而言，谨慎的货币政策将会作为其驾驭经济走向的强有力手段，绝不会轻易放弃。

　　2013年末，“不再以GDP论英雄”在中国舆论界风行一时。舆论普遍认为，中国已不再是世界上成本最低廉的制造工厂，国内民众对肆意工业化所造成的环境污染乃至食品污染的深深焦虑，引发了高层对经济增长速度的重新审视。

　　黄少安认为，中国毕竟还是一个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是颇为必要的。“不再以GDP论英雄”并不意味着中国政府会彻底放弃对GDP指标的考量，而是要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前提下，追求高质量的GDP增长率。比如，对于一些工业化已经完成的地区而言，追求较高的GDP增速理所应当，而对中西部的一些自然生态保护区而言，完善而合理的生态系统是必须摆在第一位的；在工业化地区，以往的污染产业，则要被受到政策青睐、低碳环保、高附加值的制造业所取代……

　　“在针对GDP如此理智和务实的思维之下，可以预见，以往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今年将不会有太大的动静。”黄少安说，政府正在逐步调整其自身在投资行为中的角色和位置，尽管总体的投资额度会略有增长，但显然民间投资的空间将会更为释放。

　　在新的一年里，政府会更加注重投资主体的质量和投资的资本形成率；外贸出口形势也许会出现慢热趋势，但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大氛围之下，希望出口贸易有太抢眼的表现并不现实；而消费增长缓慢且惰性较强，对其拉动作用也不能寄予过高期望。

　　舆论普遍将2014年称为中国的“改革之年”并对其寄予厚望。“寄予厚望是可以的，但是不能指望其立竿见影。”在黄少安看来，无论是新型城镇化的加速推进，还是上海自由贸易区的建立，都需要政府出台一系列涉及顶层设计的配套政策。“这是一个庞杂的系统工程，首先不可能在一年时间之内一蹴而就，其次，这些政策的出台可能会受到诸多方面既得利益主体的掣肘，而且政策和制度本身的出台和建立，都需要足够的时间。至于效果，就更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开始显现了。”

　　“值得欣慰的是，这些都体现着中央政府锐意改革的决心，以及通过引入国际先进管理经验和评价体系倒逼改革的考量。对此，我们拭目以待。”黄少安意味深长地补充道。

　　经济引擎：

　　新型城镇化三难点待破

　　在国家发改委城市与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看来，过去各地政府进行城市建设投资，其中开发商成为最大的获利者，产生了利益格局和诸多不合理的现象。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势必将触动既往的利益格局，各种矛盾也将相继暴露出来。

　　李铁认为，城镇化首要解决的就是非农就业的问题，因为它与作为一系列改革重要一环的城镇化正面临的三大难题息息相关。

　　首先，户籍管理制度改革面临来自城市利益群体的压力，利益群体担心公共服务的分摊影响其福利。

　　其次，土地管理制度面临城镇基础设施资金来源的压力。既然要进行土地征用制度改革，实现农村集体土地同权同价，势必要引发土地出让金政策的改革，并使城市税收面临新的压力。

　　再次，完善社会保障体制、改善农民工公共服务水平面临企业成本增加的压力。农民工进城之后就涉及一个要完善社保的问题，核心障碍是企业是否愿意为其缴纳，这涉及企业总体成本问题。企业成本过高，就会影响其投资积极性，这将直接决定吸纳进城的农民工数量。如何提高社保水平，使农民工真正纳入城市的公共服务体系，将是一大考验。

　　“我们面临的绝不是简单的城镇化问题，是在一个既定的利益框架中如何重新决策的问题。改革不是一下子打翻过去的东西，需要在不同的利益环境中寻找更好的办法。这需要大智慧，更需要大勇气。”李铁说。

　编辑：贺佳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