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在开始要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那就是用技术、知识、创新来拉动流行的产业，特别是服务型的产业，会拥有一个新的开始。

　　亚洲潜力巨大，具备后发优势以及创新意愿。如果亚洲能够在这一轮革新与创新的浪潮中把握际遇，实现更多的自主创新，并围绕革新与创新加强外部合作与内部互联互通，将有可能使得亚洲再次实现一轮经济腾飞，甚至实现长久、可持续的亚洲富强梦。

　　如何激发亚洲的本土创新？何为亚洲的创新路径？西方两百年来的创新兴衰能为亚洲提供何种借鉴？亚洲各经济体之间应该如何围绕革新和创新互联互通、深化合作？——这些都是非常值得延伸的话题。

东软集团董事长刘积仁

　　今年，《博鳌观察》再次携手全球著名经济学家菲尔普斯、魏伯乐、陈志武等，与众企业家进行深入对话，解析亚洲的创新难题，为亚洲企业的创新寻求实现途径，推动亚洲各国、地区政府于政策层面对创新给予持久鼓励和促进。

　　东软集团董事长刘积仁对经济学家的提问做出了以下回答：

　　企业迁移根源在于创新

　　新制度经济学鼻祖罗纳德·科斯（已故）：在我近年与王宁合著的《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中，我们讲述了中国非凡的市场转变，中国工业革命的速度和规模取得其令人瞩目的成就。与英国18世纪以及美国19世纪的工业革命相比，中国的工业革命在技术创新上稍逊一筹。这令人有些遗憾和不安，尤其虑及我们的现代经济越来越多地受到知识的驱动。作为中国企业家，你们是否认同我们的评价？你们认为自己在创新方面面临那些主要困难？

　　刘积仁：首先任何一个不同的国家，由于他社会发展的背景不同，模式也一定会不同的。中国在过去三十年间经历了比较漫长的，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的转变，所以大量的投资机会或者事业发展机会，跟我们的研发或者投入有一定的矛盾。即在这种市场环境下，有许多容易快速赚钱的机会，可能会阻碍技术拉动的投资，但从现在开始要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那就是用技术、知识、创新来拉动流行的产业，特别是服务型的产业，会拥有一个新的开始。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德蒙德·费尔普斯：一些人认为，可以通过西进，即企业内迁，在内陆地区建设新工厂并调配人力来实现持续的高速增长。您是否认为这个战略足以实现亚洲的雄心壮志？

　　刘积仁：我认为这是一个短期的想法，从长期讲，这个事实是不存在的。企业迁移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成本，毫无疑问，人力资源的成本是最有变数，最难控制的成本。但是人力成本的不断上升是大趋势，所以根本的动力来自于创新，来自于通过知识创造更大的价值。如果说从东部到西部能改变一个持续发展的动力，一定是西部有更多知识型、创新型人才，而不是有更低的成本。

　　埃德蒙德·费尔普斯：有人说，随着亚洲出口产品在西方的市场空间逐渐枯竭，亚洲经济体将把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和资金，用于生产当地市场所需的消费品。您是否认为亚洲企业界是否存在这样的共识：即资源将流向消费品市场？

　编辑：刘月